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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微妙的关系很快出现裂痕，尤其在瑞幸慢慢恢复生机的情况下，陆正耀并不愿割舍这个苦心经营多年的上市企业。 

　　2020 年 12 月 17 日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瑞幸咖啡 2020 年前三季度营收分别为 5.65 亿元、9.8 亿元、11.45 亿元，其中 Q3 营收同比增长 35.8%。目前，瑞幸咖啡总市值为 3.47 亿元。

　　同时因为造假事件身陷危机的当下，陆正耀也十分需要掌握控制权。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透镜研究公司创始人况玉卿曾提到，陆正耀肯定想争取管理权，控制管理权可以阻止各种对陆正耀的不利调查。 

　　如今陆正耀和郭谨一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反目。数十名中高层联名罢免郭谨一，被指是陆正耀在背后“逼宫”。 

　　联名信署名靠前的周斌、李军疑似陆正耀的亲信。他们都属于神州租车时期就跟随着陆正耀的高管。 

　　就在郭谨一发文质疑“旧势力”之后，2021 年 1 月 6 日晚，周斌、李军陆续发布声明反击称，郭谨一不但没有反省，反而在全体员工面前极力狡辩，混淆视听。 

　　周斌表示，“诋毁我们不明真相，诬蔑我们是要玷污瑞幸、毁掉公司，还居然要求董事会反过来调查我们！更可笑的是还甩锅给陆总和钱总？！”

　　言语之间，他已经和陆正耀站成一队。
 

但吊诡之处便在于，一方面，大多数互联网劳动者对于这场“高薪骗局”有着清醒的意识，甚至把它作为行业内部的“常识”来看待，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参与行业内部竞争的决心和对财富积累的信心，并未因此有所消减。“互联网”这三个字似乎有股特殊的魔力，把他们牢牢吸引住。这股魔力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只是“升职加薪”四个字而已。

　　他们出卖自己当前的时间，并不完全是为了当下的收入，更是为了与未来可能的高回报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易，又或者说，是基于对未来互联网行业持续发展的信仰。没有人知道这场“豪赌”最终是输是赢，但至少此时此刻，人们仍然对此抱有期待。

　　他们对于致富神话的信仰并不全是非理性的，这在互联网行业劳动者的薪资结构上体现出来。除了工资收入外，奖金是许多互联网企业激励员工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2017 年，《王者荣耀》项目团队曾被传每人获得 100 个月工资作为年终奖，尽管这一传言从未被腾讯官方证实，但它以“坊间新闻”的形式在行业内广为流传，并被视作致富神话真实性的有力例证。以奖金形式进行利润分享，让互联网行业披上了“共享财富”的外衣。

　　在提供高薪、奖金之外，对员工的制度性股权激励，是互联网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在公司内部笼络人心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股权激励是以股权形式支付员工的部分报酬，给予一定的经济权利，将员工命运和公司捆绑在一起，而员工的身份也由普通劳动者转变为共同所有者和管理者，劳动和资本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以阿里巴巴为例，股权分配相对分散，企业内部分为多个岗位级别，员工入职两年以上就可以升到享有股份的职级，此后每升一级股份就会增加。

　　全球金融市场的资本运作，让互联网行业的致富神话成为可能。每一次的互联网企业上市，都被认为是一次新的“造神运动”，并被媒体津津乐道。2014 年，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马云一夜之间跃升为当时中国内地新首富。2018 年，创立刚刚 4 年的拼多多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创始人黄峥的身价直追马云。

　　实际上，让这些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神坛地位的，不是它们实际的盈利能力，而是它们每年的营收增速，以及资本对互联网经济持续增长的信心。2013 到 2019 年，互联网几家头部企业年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速都在 20% 以上。耀眼的业绩增速“成绩单”，都让这些企业保持着市值的高速增长。截至 2020 年 4 月，全球上市互联网企业当中，市值最大的二十家互联网公司美国独占 12 家，中国占据六席，处于第二梯队领跑位置。

　　资本捆绑之下，互联网企业只有不断快速生产，才能不断高速增长，并且只有不断高速增长，才能不断快速生产。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如果想要实现“升职加薪”的长远目标，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致富神话”，就必须参与到互联网企业“永动生产”的过程之中。而若要满足企业源源不断的生产需求，劳动者就需要放弃对于个人时间的支配和使用权利，这不仅包括合约中写明的劳动时间，还包括个人的休闲时间。

　　在互联网劳动者看来，企业用高价所购买的并非他们确定性的标准劳动时间，而是他们所有“可利用的劳动时间”。他们向企业所出售的也并非 8 小时或 12 小时的可计量时间，而是延长劳动时间的“无限可能性”。这也是为何他们普遍认同一种观点：“只要钱给够，加班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自发参与到了这场加班游戏之中。

　　尽管商品化时间观的认知在互联网行业整体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但如果从劳动者个体生命周期的维度来看，在纵向的不同人生阶段上，每一位劳动者对于两种时间认知的权重分配也有着一个动态的变化，而非始终如一。

　　在 25-30 岁的年龄阶段，强烈的物质匮乏感会让商品化时间观主导劳动者的个人认知，而在 30-35 岁时，伴随个人精力的衰减、家庭的组建和财富的积累，权利时间观的重要性地位在认知层面有所回升。

　　但这只是一条以年龄和财富作为变量的粗略时间认知变化曲线，实际上，劳动者从商品化时间观向权利时间观主导型的认知转变，并不取决于工作的具体年限，或劳动者的财富水平，而是取决于个人消费需求与经济实力的对比差距。当现实的经济能力无法满足自我和家庭的消费需求，强烈的匮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将驱使着人们从权利时间观彻底转向商品化时间观。

　　在一个群体性社会中，匮乏感和不安全感的消除本是可以依赖于团体的力量，但当他们无法从外在于自我的家庭庇护和社会保障性制度中获得支持时，便只有以单打独斗的姿态，通过出卖个人时间资源、增加物质财富的方式加以实现，即使他们意识到了这种交易背后的风险和代价。

 

（编辑：盐城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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